来到斯威亚已经快一周了。
丛林里有各种蚊虫，摄制组在当地请了一个中年向导。向导人不错，黑皮肤、厚嘴唇，显得很憨厚，不过偶尔地，也会狡黠地向我们要些小费。总体来说，大家相处得不错。他十分仔细地告诉我们哪些蚊虫被叮咬是无害的，又有哪些需要注意，毒性极强，甚至有可能传播登革热等十分严重的疫病。
我从头到尾地武装起来，还是不断中招。同事们和我一样的长裤长衫，但比我的境况好得多。我咬牙切齿地抓痒，可身上的大红包不见减少，甚至还会起脓，涂再多的清凉油都没用，两三天也不见瘪下去。
除开蚊虫和闷热的天气，以及当地的卫生习惯，这里还有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事实。
——是真的不安全。
去酒店的路上可以看到街道两边的民居和围墙上，到处是斑驳的弹坑，来接我们的向导耸耸肩膀说：“这里昨天刚经历了一场枪战。你知道的，这里就是这样，平时尽量不要乱走，尤其是女性。”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这么热的天气，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因为老王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份资料，上边写着在这个动乱的国度，有多少幼女遭到侵犯，那个比率触目惊心。
“我不洗澡，弄得邋邋遢遢的，比较安全一点儿吧？”我自我安慰地对老王说。
老王难得有些严肃，“所以还是抓紧拍完回国吧。”
“你以前会遇到更危险的情况吗？”我好奇。
往常老王说起自己的丰功伟绩总是滔滔不绝，可这两天他心情不好，也没和我瞎扯。因为眼前有一件困扰着全组的事，就是对拍摄环境的复杂性估计不足。
“斯威亚热带雨林的破坏速度全球第一”专题稿中原本定了一张俯拍图。最理想的拍摄时间是在清晨，在热带雨林中高如参天的巨大乔木树冠下固定镜头，抓拍第一缕阳光透过树叶的场景。
但是我们都没想到，热带雨林中的树木竟然高到了这样不可思议的地步。
向导带我们找到了光线角度都十分理想的阔叶乔木树。
两棵树并生在肥沃潮湿的土壤上，每一棵都需要七八个人合抱才能围得过来，而高度，则是一仰头望不到尽头。大树枝叶繁茂到如同巨大的绿网，遮住了大多数的光线，阳光穿透下来，留下斑驳碎小的光斑。
我问向导到底有多高，他比画了很久，我约莫知道了，大概是二十多层楼高。
站在树下，除了感叹造物的神奇之外，也顿时感知到了我们本身的渺小。
就连见惯了大场面的老王都觉得激动，当即就开始布置吊臂工具，可是吊臂一再地上升，到了极限……却只是到了大树中央，根本就够不着树冠。
大家面面相觑，无法可想。
工程组一直在想方设法解决技术难题，而我跟着老王每天早出晚归，出没在难民营。
难民营的生活环境真的令人绝望，腐烂腥臭的味道远远飘出好几百米，老人和孩子生了病也只能躺着，慢慢死去。而食物则是联合国相关机构每日定点发放的，每次排队的队伍都拉得很长，可是供给并不能提供给所有的人，更多的人在赶过来之前，工作人员就已经离开了。
每一天，在破破烂烂的帐篷里，无数人悄无声息地死去，被草草地扔到河里或者火化。孩童们四肢瘦如干柴，却鼓着大肚子，拉住我的衣角，眼巴巴地看着。除了把身上的食物分给他们，我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在国内安安稳稳地长这么大，头一次看到这样密集的生老病死，我忽然间发现，和贫穷和生死相比，以前自己追求的那些所谓的美感，实在太华丽、太虚幻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待得久了，真的会让自己觉得恍如隔世。
晚上我躲在帐篷里，整理照片，再通过仅有的网络渠道将那些照片发至老麦的信箱。
他给我的回复通常很简单。
或者“很好”，或者“很有力度”，但总是不忘附一个“盼平安回来”。
正在等待邮件发送完毕，老王忽然跑过来，激动地说：“工程组借来了新的吊臂。”
“长度够吗？”
“应该是可以了，走，现在就去那里。”
我来不及收拾什么，背着包就和大部队一起钻进了车子。
为了能捕捉到晨光，我们必须连夜布置好一切仪器。坐在车子里，我问工程组的同事：“从哪里借来的吊臂？”
“碰到同胞来这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就借到了。”
黑暗中两道强劲的车灯往前笔直射出，吸引了无数的蚊虫飞蛾扑火一般凑过来。我抱着相机，忽然听到远处一声极为清晰的枪响。
所有人都清醒了，彼此不安地对视。
只有向导懒洋洋地说：“这两天又有反政府的武装部队进驻到这里附近，我们都习惯了。”
“快点儿做完回营地吧。”这种情况下，老王的声音还很镇定。
大家连忙抹黑开了工作灯和临时发电机，吊臂和工作台被组装完成之后，慢慢地往上延伸。我们在下边看着电脑屏幕上反馈的画面，老王不时指挥他们将镜头切换角度，以便寻求最佳的拍摄点。
深夜的丛林中，远处零星的枪响声音，会惊起一群群鸟兽。我看看时间，已经是快到日出时间了，每个同事都默不作声地开始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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