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是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开始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最初都是黑白的。9寸，12寸，14寸，记得有个小学同学家里用个深蓝色膜挡在电视屏幕前，就算充当有颜色的了，但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
八零年代后，开始有彩色的了，基本都是进口的，日本品牌占主流。松下，日立，东芝，夏普……
我家第一台电视是彩色的，1983年买的，没有经历黑白阶段，用我爸的话叫做：一步到位。是福建跟日立合资的“福日”牌，16寸的，宝贝一样占据了爸妈的卧室兼客厅的C位，妈妈很用心的缝制一块紫红色平绒盖头给“福日”盖上，平绒上面还绣了两只熊猫，代表着“福日”在家里的地位。
从此，我不用再跑到邻居家去蹭电视看了，而且大年三十的春节联欢晚会可以很随意地吃着瓜子，瘫躺在沙发上看，舒服！感觉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时还没有“葛优瘫”这么意达准确的词。
电视逐渐进入家庭，电影就没人看了，本来也没几部好看的片子，大多还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搞活动，五分钱一张学生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间隙也有一两部轰动一时的电影上映，如《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掀起了功夫电影热，但高质量的电影跟不上老百姓需求，所以无数的香港录像带就进入了百姓生活，伴随而来，录像厅也不知何时开始遍布街头了。
跟美东就经常去虹桥路，1路车终点站西边的一家录像厅看录像，是由缝纫机针厂会议室改造承包的。一张三抽桌上面摆着两张椅子，椅子上面端坐一台电视机，旁边还有个跟班——录像机。
电视机对面是一排排的大长椅，那时代，会议室都是那种椅子。满地的瓜子皮、烟头、冰棍棍。空气污浊，呼吸困难。但这都不是事，不耽误少年们一群群地往里钻。
大多数录像都是武打题材的，香港片子，听着都是一个人配音的，记得一般是一张票一毛五到两毛钱，看两个录像片。还有连续剧，看完了一场还惦记下一场的，最吸引我们的记得是《再向虎山行》。
现在回想起来那么粗制滥造的片子，那么脏乱的环境怎么坐得住的，但那会儿对少年们的吸引力却是空前的。
渐渐的，片子里的街头暴力，帮派义气侵入了少年们的脑子里。很向往那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生活。看到片子里动辄出现的搓土为香，对天盟誓，喝酒吃肉，一人挨打，众人群起，兄弟们一个头磕在地上的画面很是有感觉。
一个周日下午，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去烟墩山海边玩，那会儿，逗浪亭下边往烟墩山宾馆那个方向的海滩，礁石密布，有很多小螃蟹，我们就经常去捉螃蟹玩，那是个初夏，碧海蓝天，海风习习，玩得很开心。忘记了是谁提议的，我们不如今天结拜为兄弟吧。
于是，一呼众应。没有香案，真就搓沙为香，那时我还不会抽烟，有个同学刘强已经开始抽“民丰”了，把抽着了的香烟插在沙里，美东看了看说，少点，录像里人家都是三根香。
刘强又很不舍地抽出两根点上，凑成三根，说，好了，赶紧的，都跪下吧。记得我们是四个兄弟，都扑通、扑通跪下了，跪下后你看我，我看你，也不知下面进行什么仪式。互相嘀咕起来，下面怎么办？
最矮的杨卫凯说，看录像上都是歃血为盟，用刀割手腕，我们也要表下决心吧。
哪有刀？刘强说，对了，有烟，咱们用烟烫个烟头，看别人都是烫的烟头，留个纪念怎么样？
行！行！大家都在兴头上，马上都是兄弟了，当然要互表决心，展现自己的热血仁义。于是，纷纷行动。都用刘强的烟头在左手腕，手背靠上位置烫了一个烟头。杨卫凯又说，要把表面烫焦的皮撕去才行，这样，才能留下漂亮的疤。
大家又咬着牙把皮都撕去。那是我迄今为止，为兄弟烫的唯一的一个烟疤。也只结拜过这一次。
看大家都烫完后，我提议，既然大家要成为异姓兄弟了，总要分个大小王吧，谁是大哥？
大家一论，数最老实的美东年龄大，这样，美东就成为大哥了，刘强次之，称二哥，我老三，杨卫凯最小，是小弟，老四。
大哥美东想了想，咱们一起说，今天我们四人结拜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步骤走到了，思想统一了，这次喊得还挺齐。喊完了口号，大家又一起磕了三个头，都很开心，互相拥抱握拳，一起又朝大海喊道，我们是兄弟了！我有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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