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叹了口气，说：“是啊，我们这些在外面打工的，而且都是底层打工的人，哪里有选择的空间啊。”
“不管怎么说，还有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干干，也挺好的。”我笑着对他说道。
迟一凡又跟我说了下他家里的情况，说他家里有一个妹妹，比我大三岁岁，大学毕业后就跟男朋友去了上海，现在他们已经结婚，并在那边定居了。
听完后，我用无比羡慕的神情说道：“你妹妹可真幸福啊，上海那地方实在太美了！”
于是，我又开始八卦了，让他讲讲妹妹的事情，尤其是小时候，他跟妹妹一起生活时候的事情。
迟一凡跟我说，他妹妹很懂事，很听话，小时候他总是跟在他的身后，他们一起去山里打柴，一起去采野蘑菇，一起去摘野果，她总是紧紧地攥着他的手，一蹦一跳地走着，还唱着老是跑调儿的歌。
不知怎的，我听他说着说着，居然掉下泪来。见他这样，我赶紧递给了他一张纸巾，满怀愧疚地说：“对不起，你是不是想你妹妹了？其实，只要心在一块儿，隔得再远也没关系的呀！”
本是安慰他的话，可没想到，他却哭得更伤心了。
我陡然发现面前这个人，真是性情中人。但后来他才告诉我真相，他其实是觉得我比较单纯，他实在没勇气告诉我，他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以及他那破败不堪的家庭，他也没有勇气告诉我，他那不成器的哥哥后来蹲进了班房，嫂子留下年幼的侄子离家出走，不知去向；他更没有勇气告诉他，她那懂事的妹妹后来因为一个不是东西的男人，跳下了水井，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后来经常见面，我们依然讨论小说。
迟一凡说，他不得不承认我是个不错的读者，总是能给他提供很好的参考意见，比如，我会告诉他那一段的语言太过累赘或者简单，不符合人物的身份；比如，我会提醒他情节要曲折些，太平坦了，就显得乏味；比如，我还会告诉他中心思想要更明确些，只选择能有效表达中心的素材……
当然，我也能感受到，每每我跟他说这里或着那里不恰当的时候，他总是会感到有些不大舒服。我想，毕竟每一个字都是他用心斟酌而来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往上面添的，我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他的付出看成是失误，这当然容易让他感到郁闷了。
但细想想，我说得也不无道理，甚至对他写小说有着很大的帮助。于是，他便学着更虚心更务实地接受我的意见或者建议。只是，有一样他是很不愿意接受的，而且那天我们还为此争论不休，闹得很不愉快。
我说：“《蝴蝶》里面，男女主人公，他们那段恋情，你安排得很不合理，跟现实完全不符。”
他反问道：“有什么不合理的，哪里脱离现实了？”
我回答说：“一个男人怎么可能会那么傻，什么都替别人考虑，真有本事的话，应该为社会多做些贡献才是，怎么能窝在一个穷山沟里，当一辈子教书匠呢？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居然还很痴情，为了一段儿时的邂逅，竟然愿意等那女子一生。依我看，这样的人，不是心理有问题，就是生理有问题，太可笑了。
“而你安排的那个女主角也挺有意思的，家境那么好，又生在大都市里，从文字里也不难看出，她应该是很漂亮的，这种生活环境里出来的人，怎么会单纯到跟一张白纸似的，更离谱的是，她居然会放弃安逸的生活，跑去穷乡僻壤过苦日子。你不觉得这样的安排跟乌托邦一样吗？”
迟一凡在搞清楚我所谓的“乌托邦”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他对我的话很是反感，于是，他也顾不上颜面不颜面的，同我争论了道：“不是所有的男人天生就是滥情的，爱鬼混的，天底下不是除了钱，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也不是所有的女人天生都那么任性，那么物质的，乖巧的善良的女人，多得是。
“也许，今天的社会，像‘一夜情’或者‘多夜情’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是很猖狂，甚至很流行，又或者不如说很时髦，以至于很多人碰到这些事情，就像苍蝇盯上了臭狗屎。可这些东西是你想要的吗？是你乐意接受的吗？
“我承认我是不懂感情，所以在关于他们恋情安排的那一段，或许真的有一点乌托邦的味道，可是，为什么我就不能把我的想法变成文字，让它来抒发我的感情与向往呢？这样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合理吗？难道社会上那些不良的风气，才是合理的吗？”
他义愤填膺地说道，我愣愣地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但我却固执地不想跟他道歉，我觉得我说得没错，我尴尬地冲他笑了笑。看看时间不早了，我拎起背包便离开了。
迟一凡锁好仓库的大门，很放松得躺倒在了沙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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