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浩然哂道：“我不否认，这个世上确实存在一些信仰纯粹、自身高洁的宗教人士，但绝大多数也不过就是些神学素质低下的普通神职人员罢了。”
说到这里，江浩然反问赵玉墨道：“玉墨，难不成你认为所谓的教会只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么？”
“难道他们还有什么别的特殊身份？”赵玉墨闻弦知雅意，若有所思道。
“当然。”
江浩然道：“其实所谓的教会在我看来，不过就是一群披着宗教外衣，到处肆意掠夺的强盗罢了。
有段话曾经贴切地描述过他们：右手拿着宝剑，左手拿着十字架，而在他们教袍里面却藏着武士的全副盔甲。”
“与东方不同，西方宗教天生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他们强调君权神授，推动政教合一，虽然近代民主革命和诸多思想启蒙运动以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政教分离的政策，但宗教的影响力并未衰弱，它们依旧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利用的共生关系。
不管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需要利用宗教；亦或是宗教首领为了扩大影响、争夺势力，需要与统治者联合，只要掌握教权与掌握政权的两大集团彼此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它们的蜜月期就永远不会结束。”
说到这里，江浩然也不禁感叹道：“都说弱国无外交，这句话一点不错。
在列强的资助支持下，传教士们堂而皇之地闯进了中国，表面上，他们是宗教团体的宣教师，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列强扩大自身影响和势力范围的触角和爪牙。
得益于鸦片战争后，中国陆续和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传教士在华夏大地享有着极大的特权，所谓特殊权利，主要指的是“领事裁判权”，就是全体外侨都享有一国外交使节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据这一系列的特权，外国传教士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而且得到领事管的保护，甚至于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都无权管辖，即便是中国犯人逃到了那里，中国政府也不能前去逮捕。
不仅如此，外国传教士不但具有以上外国侨民的一般性特权，而且他们的现实特权还要远远超过这个界限。
一般外侨只能在通商口岸及百里以内自由活动，不能到内地居住贸易，更不能在内地租买田地。
而传教士则凡是持有“盖印执照”的，都可以进入内地，还可以在内地购买土地或租赁土地，建造教堂及其他房舍。
虽说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民国政府也陆续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相比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数量（474个），依旧不值一提。
因此，所谓的传教士在中国依旧享有着莫大的权利，与过去相比，不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几乎不受丝毫影响！
所以玉墨，你现在还觉得他们掠夺这些财货很难吗？
甚至我敢断言，你眼前看到的这些还不是全部，十数年来，已经被米歇尔首主教转移回国的文物古董和金银珠宝只怕早就不计其数了！
受到江浩然点醒，赵玉墨这才恍然惊觉，米歇尔并不是什么普通的传教士，而是新教坐镇民国首府金陵、掌管整个华夏教区的首主教（首席主教）！
试想，一个普通的传教士在中国就能够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了，那米歇尔主教本人呢？别说掠夺财物，就是杀人放火只怕也没人能奈何得了他分毫吧？
想到这里，赵玉墨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以前她在藏玉楼也不是没有接触过洋人，那个时候，她还觉得他们一个个彬彬有礼、高贵优雅，是真正的上流阶层、精英人士，和国内那些沐猴而冠的所谓权贵不可同日而语。
可现在再看，当时的想法简直幼稚地可笑！
这些个洋人，又哪里比中国人高贵了？只能说比普通人更善于伪装、欺骗和隐藏罢了！看似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实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过是利用光鲜亮丽的绅士身份，掩盖自己丑陋到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罢了！
自己当初怕不是被猪油蒙了心，才会将那些喜欢惺惺作态的伪君子视为座上宾，闺中客？才会天真到指望通过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跨越阶层吧？
尤其令她感到羞耻的是，过去对于这些洋鬼子处处高人一等的姿态，作威作福的嘴脸，自己非但没有感到半分不适，反而觉得理所应当，甚至恨不能取而代之！
其实这也不能怪赵玉墨。
别说她生逢民国乱世，又未接受过系统正式的教育，就是现代社会，不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不也一样崇洋媚外，数典忘祖，觉得国外的空气都是甜的吗？
她赵玉墨充其量也就比同时代的女性多上过几天私塾，多学过几句洋文罢了，再加上她还置身于这个民族和国家最黑暗的时代，难不成你还指望她懂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成？
所以，如果说赵玉墨的情况还算得上是情有可原、无可厚非的话，那么现代社会那些所谓的高素质女孩的行为，那才真的算得上是无可救药、不可原谅！
看到赵玉墨陷入沉思，一副若有所得的模样，江浩然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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