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二十三年八月初八起，自泉州城外的“乙丑番灾”，令南宋朝廷记忆深刻，只因针对是番奴，倒令朝廷觉得有些棘手起来。
朝廷对这些如同海盗般人物的来历一无所知，只看到泉州知府与府衙一干官员呈来的奏疏上写着“巨响之下，城墙崩坏，天降九雷比之不及”，使得朝中不少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直斥为其推诿责任荒诞不经的谎言。
泉州城陷，知府与僚属弃城而逃的总是事实，就因为这句实话，泉州城府衙的一众老爷们去了琼岛数浪花。
事实上，朝廷不是没有调查过泉州、福州、广州的事情，越调查越清楚泉州知府的禀报所言非虚，但为了不教实情扩散，只好让泉州一众前任官员们继续背黑锅数浪花。
以十二世纪人的见识，没有人能弄明白是什么东西能炸塌城墙，赵构更在心中庆幸，这伙人针对的不是自己，若是这些人来了，哪怕是更坚固些的临安城城墙也是如同纸糊一般的存在。
这个消息必须封‘锁’掉，不能扩散出去，扩散出去后还有什么军心可言，没有了军心也就没有了国本，他老赵家剩下这半壁江山还做不做了。
只是所有人都不会想到，炸药作坊就在临安城北，而住在临安城中公主府里的驸马爷是整件事情的幕后主使者。因为低调，若不是因为朝天门内御街琉璃厂的名号，安维轩这个名字都快被人遗忘了，就差被人以为是吃软饭的存在了。
硝化甘油掺入硅藻泥制成的的炸药，威力是巨大的，再在其中掺入硝化棉，威力又翻了足有一成之多。
自绍兴二十三年从金国回来后就赋了闲的安维轩，表面上看来是无所事事，暗地中己经将炸药作坊由临安城北迁到了海临安以东的海岛之上。水牛虽没有后世的物化知识，但到了知其然的地步，带出一群徒弟，炸药的产能自然也提了起来。
有泉、福、广三州的前车之鉴，临安城又临海而建，大内南面的水门更连着钱塘江直通大海，只教赵构有些坐卧不宁寝食不安。
自绍兴二十三年起，安维轩与刘官人凭借着手中的力量，将琉球与台湾括入到势力范围，并当做根据地来发展，种粮种麻解决衣食问题。毕竟人总是要吃粮要饷，万一哪一天赵构寻出自己这些人的根底，没了立锥之地又怎么生存。
而有了琉求台湾做为根据地，商队不紧扩编了人马，还可以打着国外的旗号，合法合理的来临安、明州、福州、泉州、广州等地经商。至绍兴二十五年时，己经完完全全的将大食人、波斯人驱逐出了宋境，垄断了本朝东、南、西三个方向的海贸，以致于三门船帮每岁的收入逾千万贯。
一千万贯是个什么概念，南宋历史上最高的年财政收入是八千万贯，平常也在五、六千万贯，当然这个八千万贯是有水份的，也就是说三门船帮每年的收入抵得上朝廷的五分之一，相比较与效率，三门船帮无疑是高的。
而金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千把万贯，此比之下，三门船帮所代表的力量，己经不只是一个商帮，而是富可敌国的存在，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国际型力量。
而三门船帮并不是一个国家，反倒像是合伙做生意，经营了一个巨大经商网络，这个网络从东面的东瀛、高丽到大宋，并通接南洋、西洋。三门船帮发展到这种地步，刘官人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自己这个船帮，而在安维轩看来，现下的三门船帮更像十八、十九世纪主宰印度时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只是现在的三门船帮还未曾达到那个规模。
做为三门船帮的掌舵人，刘官人心中清楚的很，没有安维轩制出的炸药，三门船帮不会在自己的手里再次起达起来。有一点更令刘官人清醒，当初是郑雄与林道士召揽来有做战经验的本朝前水军士卒，这些水军士卒成为骨干训练三门船帮的水手，最后将这些水手组成一只水师，而郑雄与林道士就是这支水军的头领。
依郑雄与林道士二人与安维轩的关系，显然安维轩才是这支水军的统帅。
卧榻旁边岂容他人鼾睡，赵构自知又不敌这些拥有杀器的海寇，只好加派守卫临安的兵力，并且派水师对三门船帮的商船试探性的发起进攻。
朝廷的水师，如何应对着了拥有炸药这等杀器的商队，只一交手水师领船便被投掷过来的手榴弹炸得鸡飞狗跳，后面的水师船只见状纷纷退了回去。
通过这次试探性的攻击，赵构终于知道这支盘踞在琉球、台湾的力量的强大，自此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金国，天德五年三月完颜亮造都改元贞元，迁了十三路猛安进入中都与山东，使得女真旧地空虚，蒙古高原上的部族开始闹了起来，虽然还不成气候，己经教金国觉得有些头痛了，不得不派兵力前往镇压。
绍兴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江南倒也算是风平浪静，许多在秦桧为相时被贬谪的官员，陆续被平反回到朝堂，算是本时代的拨‘乱’反‘正’。直到绍兴三十一年五月以后，金国派高景山、王全来祝贺天申节。副使王全口出狂言，傲慢无礼，并传达完颜亮的话，向江南索取淮河、汉水的土地，指名要朝将相近臣商议此事，并且告话了赵桓逝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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